屋大维虽然自称为“第一公民”，但对罗马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权力其实已经相当于皇帝，只是挂着元首制的牌坊罢了。既然屋大维的权力已经大到这种地步，想来称帝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什么他一生未称帝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阻碍他称帝的最大势力的实力依然很强大。
在屋大维剩余大约四十四年在位时间中，他成功地在不破坏共和国外衣的前提下做到了第一条，在第二条则做的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屋大维于公元14年离开人世的时候，元老院中共和派的势力比公元前29年屋大维从埃及返回罗马时还要强大一些。
出现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屋大维的所有行动都是在“复古”旗号下进行的。可能是由于舅公凯撒被刺杀的前车之鉴，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整个社会上的“复古”思潮。屋大维一直都很小心的将自己的行动隐藏在维护共和制度的外衣之下，以避免被扣上独裁者和企图成为国王的罪名，成为暗杀或者阴谋的对象。实际上，罗马朱利乌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其实更应该翻译成“元首“而非“皇帝”。因为从屋大维到尼禄，朱利乌斯皇朝的几位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其实主要由四个官职叠加而成：终身保民官、所有军队和行省的最高统帅、首席元老、祭司长；另外还要加上一些特殊和临时的职务，比如“祖国之父”的荣誉称号、对“风俗与法律”的监察官，对罗马粮食输入的关怀者、对罗马城市下水道和公共建筑的管理权。最后，还有元首本人所拥有的巨大私人财产（比如埃及行省就是元首的私人领地，还有无数内战中没收而来的财产），使得元首有经济基础来维持军队对他本人的忠诚。
在元首的四项权力中，终身保民官使他可以否决和控制所有的民政管理（保民官对元老院通过的所有决议有否决权，为此元老院还特别通过了一项法令，给予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一个例外，因为保民官只能由平民而非贵族担任）；对军队和行省的最高统帅权使得他可以垄断对军队的控制权力；首席元老使得他可以控制元老院的议程；而祭司长则使得他可以在宗教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古罗马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联系，很难分开，比如共和国时贵族们就经常通过祭司长宣布临时的宗教节日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休会的来拖延对他们不利的表决）。不难看出，以上四项权力的来源都是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考虑到屋大维上台后公民大会作用的弱化，和内战时期军阀对元老院权威的削弱，屋大维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强了元老院的权威（当然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因此，这种依靠元老院同时授予多项官职来获得“权力合法性”的元首和古代世界“君权神授”的皇帝、国王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其次，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百年几乎是被连绵不断的内战所充满的。内战的双方都采用宣布公敌名单、没收财产、大屠杀等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消灭政敌。在残酷的内战中，一切革命和民主的力量都被消耗殆尽，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还记得内战的恐怖，都渴求和平，哪怕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和平。但是屋大维统治的44年时间里，社会已经从内战的恐怖中恢复过来了，参加和目睹内战的一代人基本死去了，新生的人们却是在和平的共和国中长大的，忘记了战争的恐怖。而屋大维的继任者们却是宫廷中长大的，他们将自己看成是天生拥有大权的专制君主。于是在屋大维死后，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象，最高统治者将自己视为皇帝，而公民却并不将自己视为臣民。
更糟糕的是，从屋大维开始，历任元首用获释奴隶组成了直属于自己的官僚结构。虽然理论上他们的权限不过是管理元首巨大私人财产的管家罢了（元首的私人财产极其庞大，而且绝大多数支出用于军队和其他公共服务），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范围却逐渐扩大到所有行省与意大利。这些获释奴隶虽然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但在社会中的地位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在统治阶层中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元首在统治阶层中除了军队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有力的支持者了。显然，屋大维之后的历任元首是无法像一个国王那样正常统治的，采用公开的和系统化的暴力手段来实施恐怖政治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暴力从来不是单向的，元首们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罗马皇帝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几乎都是死于阴谋和政变。因此，屋大维之后的几任朱利乌斯王朝的统治者所统治时期被称为“恐怖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看到大势已去的元老院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追认了元首拥有的其他头衔和权力。当时已经50多岁的克劳狄从个性上是一个与其说温和，毋宁说迟钝的人，他自然不会有精力像前两位元首那样搞清洗。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提比略与卡里古拉的已经将元老院中绝大多数反对派都“处理”掉了。到了克劳狄这一代，从屋大维就开始建立的以释放奴隶担任的，管理元首巨大的地产和财产（实际上已经包括整个帝国事务）为主要任务的直属于元首本人的官僚机构已经相当健全。其代表便是四个宫廷办公厅，这个强大的官僚机构有足够的能力架空原有的以元老院和核心的共和国权力机构，克劳狄也不太需要使用恐怖政治的办法来确保自己的统治。